2021年12月4日，《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以“儒学的社会科学化取向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为主题的青年学者工作坊，来自全国各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学科背景的23位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与了此次研讨会。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为会议致开幕辞，副主编李扬眉副教授为会议致闭幕辞。
此期工作坊包括“礼学与实践的儒学”“社会科学视域下的儒学研究”“儒家政治传统与现代社会治理”“儒学与西学”“儒学的现代价值与走向”“现代学术视野下的儒家哲学”“儒学与科学”七个专题，与会学者从现代学术视野，尤其是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不同视角下，对当代儒学研究进行了探讨，展示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动态。
儒学的现代化转化是近年来儒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当这一问题越出中国哲学领域，而被置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视野中，被以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时，我们看到了更多贴近现实的全新思路。
刘大为和赵翠翠在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分别就乡村儒礼存在的现状，以及当代乡村家族伦理与城镇化中家庭个体化的矛盾作出了报告。刘大为借用美国传播学学者詹姆斯·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湖南乡村礼生的身份结构变化、仪式内容等田野调查内容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传统中国，礼生作为媒介，承担了礼下庶人的机制性功能，礼生所从事的仪式活动，是儒家伦理进入大众日常生活的关键平台，而随着现代性进入，礼生作为传播机制面临着诸多结构性困境，而在媒介化社会的当下乡村儒学，所面临的仍是一个古老的传播社会学问题，那就是“礼如何下庶人”。赵翠翠则在揭出现代社会广泛存在、日益突出的家族与个体化之间的矛盾后，分析了“个人主义”与“家庭本位”间存在的多重结构性矛盾，进而分析了中国社会中的家族式个人主义特征，认为以家庭为本位的儒家伦理及其传统秩序如何更好地落地生根，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已成为影响和构建当代儒学发展与文明演进的重大问题。
曹晟旻以法学视角为儒家的权利观念进行了辩护，并指出儒家权利观念具有等级性和伦理性的特点，因而有别于社群主义权利观所具有的平等性、普遍性和政治性，但不能就此对儒家权利观念加以否定，权利观念的现代化构造可以采取“儒家思想为体，社群主义为用”的基本模式，从而实现对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有效整合。
回顾和反思近代以来不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者的儒学观点，受到本次工作坊的重点关注。陈壁生比较了曹元弼与刘师培两种“六经皆礼”观，这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关系着清末民初对中国两条不同的现代化之路的理解：曹元弼“六经同归，其指在礼”的主张，核心在于“人伦”，具体而言又以父子、夫妇、君臣三纲为中心，因此在清末民初的文明变局中，曹氏反对民权和民主；而刘师培则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出发，以王官学去理解六经，认为六经既是典礼，又是王官学，从而导致“礼”成为传统社会的核心，而后来的反传统思潮，把“礼教”等同于传统文化，正是刘师培的思路的进一步延伸。孙康对瞿同祖的“法律儒家化”命题提出了商兑。这一命题提出于20世纪40年代，在海内外造成了重要影响，推动了中国法律史研究走向世界，至今已成学术界共识。孙康认为，“法律儒家化”有其历史功绩，但容易落入“概念窠臼”，它是瞿同祖在西方理论影响下做出的学术假设，不宜作为法律史研究的预设立场。瞿同祖本意乃是强调中国古代法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借鉴，但此种表达不宜摈斥其余各家思想的多元化影响。儒家对中国古代法提供的主要价值在于象征着美德与伦理的“亲亲”（仁）以及象征着法度与秩序的“尊尊”（义），以后者更为统治者所普遍重视。
吴倩则对熊十力、梁漱溟谋求儒家政治传统现代转化的两种理路——哲学化儒学和社会化儒学予以阐释，以期为中国政治学的现代建构提供启发。她认为熊十力把儒家政治传统与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相剥离，在哲学层面肯定了儒家政治理念的永恒价值，进而在体用不二、内圣外王的理论框架下由儒学之“体”开显民主政治之“用”。从而在批判古代社会的专制政治现实的同时，发掘儒家政治传统中能够契接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根芽。梁漱溟则充分考察了传统儒学形构的古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实践模式与礼俗文化，进而从现代中国社会的礼俗重建入手，以重建乡村社会组织的途径探索自下而上的政治现代化道路。陈佩辉以美德经济学命名陈焕章所论的儒家经济学，他在对陈焕章之前西方经济学中所呈现的经济去道德化现象进行论述后，考察了陈焕章对基于利己经济人假设的放任主义的批评，进而指出，为了阻止经济的去道德化，陈焕章认为社会经济秩序应该建立在道德和经济双重动机之上，并建构了以美德为中心的儒家经济学。陈佩辉认为，陈焕章的美德经济学虽然粗略，但在理论上重启了经济的道德化进程，并与数十年后兴盛的经济伦理学和社群主义遥相呼应，潜在地具有引发一场“哥白尼革命”的意义。儒学如何在现实或实践中展开，是与会学者关注的另一问题。张涛将“行动的儒学”视为理解礼学的实践特征与21世纪礼学展开的关键。他指出，自20世纪中叶美国汉学家使用并推广的“行动的儒学”这一概念，能够较好地表现出儒家学说对社会实践面向的强调，尤其切合礼学的实践特征及其历史展开，体现出一种有别于纯粹哲学概念探讨的研究路径。通过对宋以来儒学实践的历史回顾，张涛认为儒学家以儒家礼仪、礼制为抓手，推动儒学向包括国家制度、法律法规、社会治理、教育、慈善等领域在内的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展开。通过将“《仪礼》复原”作为今日礼学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加以分析，张涛认为，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应当是实现儒学研究转型的可能路径之一。周菲菲考察了修养主义在日本转型期渗透于整个价值观体系的过程，并将其视为反思儒学现代化问题的一个重要参考。周菲菲认为，明治维新变革后，日本社会失范，面临着现代转型问题。为匡正激进西化弊病，日本的知识界以“修养”概念为核心、国民德育为目标，有效地将儒家修身之道与西学建立起了多维度的联系。在经历了明治中期的草创期、明治中期的形成期、明治晚期到大正、昭和年间的定型和实用化转化期后，修养主义成为了日本大众文化的核心，及当代教育思想及劳动伦理、实业观念的重要渊源。对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乃至民族主体性的树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儒学能够为现代社会提供哪些有益的思想资源，学者们对此议题也从不同方向展开了讨论。卢兴力图对儒家生态哲学重新定位。他指出，儒家生态哲学难以用“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加以定位，其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解遵循着“理一分殊”的原则。通过考察儒家生态哲学的根本特质，他认为，儒家生态哲学应当定位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者之间，并且与两者都有对话的可能性。刘洋关注到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他指出，奥克肖特的传统观念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启示。他认为，这一观念的孕育受到时代背景和作者理论基础的双重影响，奥克肖特认为人类行为必然受到传统的影响，传统本身是一个多元的复杂体系，判断传统可欲与否的依据在于传统本身所内在的融贯性。郭萍立足于中西比较的视野，通过对福柯话语理论的对勘，从当代儒学的视域，就中国哲学话语建构问题做了分析。她认为儒学话语落后于时代而非西方，只有实现儒学自身的现代转化，才能对现代西方话语形成有效批判。在儒学与科学的关系方面，魏厚宾考察了明末清初“格物穷理之学”的科学思想，他认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思想蕴含着实证性、实验性和实用性三个方面。于沁可探讨了西方科技史对孔子博物观念的理解与借用，指出西方博物学对孔子博物观念存在着误读，忽略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独特性和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差异性。
儒家哲学的现代学术考察仍是此次工作坊的关注点之一。李畅然重新梳理了孟子性善论的工夫论进路，许家星对陆象山思想研究进行反思并阐释其意义。徐陶指出，在“中国哲学之起源”问题上，李泽厚的“巫史传统论”仍具有洞见性与合理性。徐陶认为，从原始思维到哲学观念是哲学起源的普遍范式，他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传统哲学基因的历史渊源。此外，不乏学者将研究探触到与儒学等思想领域相关的具体问题上。戴木茅以萧何买田为例，对古代迎合性自污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政治哲学阐释。陈晨捷以先秦儒家“报”伦理为视角，探讨了“家庭本位”与“个人主义”兼容的可能进路。曹帅则考察了西方近代思想中的骄傲。在儒学热背景下，刘学斌则提示儒学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他指出，儒学研究要提升不仅需要进行大量的具体研究，也需要在元理论层次上对儒学研究本身进行反思。对此他认为，研究儒学至少应明确三个必要的前提——儒学的有限性、原料性、对象性。具体而言，承认儒学意义的有限性是在认识到儒学重要意义的同时，认识到其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限度。意识到儒学的原料性指意识到在当代，儒学主要是发挥为当代思想文化发展提供原材料的作用。保持儒学的对象性是指在研究中，始终让儒学处于研究对象的地位。
当前儒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有其必然性。正如王学典主编在开幕辞中所说，“儒学再也不是中国哲学界一小部分学者的专利”，“甚至也不仅是人文学术的一个专属领域、专属视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所有的学者都有可能进入儒学这个领域，去发掘和各自学科相关的内容”。一批传统儒学领域之外的学者在引领学术发展方向，他们受过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能更多地使用概念工具，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给儒学领域带来了新的风气。同时，儒学自身的内容和性质以及自身社会发展理论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儒学研究能够被社会科学化，而这也是儒学与其他信仰的不同之处。王学典主编指出，“所有的信仰都无法社会科学化，而儒学恰好不是信仰。我们长期以来把儒学看成是心性之学，看作是伦理学，看作是道德哲学，乃至于有一部分人看作是宗教”，这种做法“大大窄化了儒学研究的内容，低估了儒学的意义”。“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它是人类历史上能和自由主义的发展理论，能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并驾齐驱的第三种社会发展理论”，在两千多年内指导中国社会运行，并被付诸实施过。儒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建立在德行的基础之上，落脚点在治国平天下，所以“有必要从各个角度对作为社会发展的儒学进行系统的研究”。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殷切期望：“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把刊物办得更好。”此次青年工作坊的举办，即是对回信号召的积极响应和对回信精神的努力贯彻。这不仅表现在工作坊主题和分论题的设置上——“儒学的社会科学化取向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正是致思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努力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进行深入阐释，还表现在青年工作坊自身的主旨和使命上，即加强与青年学者的联系，支持优秀学术人才的成长。与《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相呼应，青年工作坊还将持续举办下去，以期更好地贯彻回信精神，发现更多优秀学术人才，推动人文学术研究的发展。撰稿：董彩云 李梅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